
孔庆东是一个有趣的学者,在他的东博书院保卫部,我看到了这样的工作守则: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。人初犯我,我让三分。人再犯我,我回一针。人恒犯我,斩草除根!”颇有几分当年鲁迅先生应对一帮跳梁小丑的气势,相比起来,余秋雨先生对此类宵小的态度要明显温和中庸的多,在没有严正的摆出自己的立场前,余先生总会不厌其烦的主动出来解释一些诽谤和流言。虽然荀子说,流丸止于瓯臾,流言止于智者。然而,我们身边真能明辨是非的智者,比想象中要少很多。
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了,他们在应对来自外界的压力、诽谤、攻讦、造谣时,总能最大限度的给自己找到一个妥协、乃至退让的合适借口,对中庸的认可度很高,鲜有主动去打破既有的平衡,用这来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群体性失语事件,再准确不过。有如我们时常受到的教育一般——寒山问拾得曰:世间有人谤我,欺我,辱我,笑我,轻我,贱我,骗我,如何处治乎?拾得云:只要忍他,由他,耐他,敬他,不要理他,再过几年,你且看他。
但是,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,倘若真能做到如此,那么阮玲玉、崔真实等自杀后很久,真相也并没有浮出水面。嫉妒不会伸出带叉的舌头去诽谤一个毫无干系的平庸的人,而诽谤和流言向来就是孪生兄弟,它们之所以能存在并且以超过光的速度传播,就是因为有适应这种杂草生长的广袤土壤和群众基础。那么,我们需要的嫉恶如仇哪里去了?我们呼唤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哪里去了?
面对恶意编造的谎言,我起初是礼貌的解释和回避,冀此来证明自己的矜持和清白,但当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心智不正常并且歇斯底里的人时,我夹杂着矛盾和怜悯再一次退让了。因为我是正常人,我不可能在被狗咬了一口之后,再咬还回去。这个不太正确的思路导致了它开始批量的造谣并恶意传播的结果。有时候,仁慈是错误的,双方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透明、理智、强有力的解决方法或者谋求法律程序。因为目前她的做法就像我上学时候碰到的一件事,一个农村来的学生在和一个商店产生纠纷的时候,她就拿了一本书,坐在那个商店的门口,每上门一个顾客,就大声的嚷嚷奸商黑心云云。这种做法是低级、庸俗、无能的唯一表现,她表达的除了所谓的愤怒,什么都不是。
这一次的造谣发生在我结婚后的第十天,但这次编的诽谤内容实在是离奇而怪诞,在我出离愤怒之余,仍是喟叹。最终,还是从鲁迅先生1924年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中给出了这个模糊的解释: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。白蛇自迷许仙,许仙自娶妖怪,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?他偏要放下经卷,横来招是搬非,大约是怀着嫉妒罢,——那简直是一定的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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